四五个瘦弱的女子突然发疯，从旁听席上跳起来，一起冲向受审席，嘶喊着：“我要杀了你。”她们带着哭腔，头顶手抓，四名高大壮实的法警被撞得东倒西歪，戴脚镣的被告人被拖着夺门而逃。
这是两年前，广州中院对一起故意杀人案宣判死缓后的一幕。见过落马官员当庭喊冤，求助无门的受害者堵马路、拉横幅。但被害人死亡的刑案中，家属的仇恨与愤怒最令我震撼，难以忘怀。 “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仇恨吗？除了对方律师，任何人为杀人者说一句好话，我都会怒目相视。”今年2月的一天.一名失去弟弟的男子向我讲述他辞去工作、专职复仇的故事。在他的老家乡下，谁杀了人，对方家属把这家的房子点火烧掉，一般也没人管。但是，他并不想为难疑犯家属。他的目标清晰而简单：判处被告人死刑。 在中国，宽恕似乎是不可能的。广州市检察官杨斌经办的被害人死亡刑案之中，家属都会要求重判，毫无例外。 16年的检察官职业生涯，杨斌一度铁面无私，以狠狠地惩治罪犯为正义。但是，案子办久了。她会有一种深深的悲悯，人为什么会自相残杀？为什么视生命如草芥？ 2013年7月，杨斌发起“天祥关爱计划”，致力于通过对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的人道救助，促进双方的谅解，甚至宽恕。 她曾被国外的一些宽恕故事深深打动：美国民众为校园枪击案中的韩裔枪手点蜡烛祈祷；2000年，德国商人普方一家四口，在南京被四名苏北失业青年入室行窃并杀害，死者家属赶到中国，看到被告席上是几个瘦弱的年轻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年纪轻轻就来城市流浪，于是给法院写信，请求不要判这些孩子死刑，普方的亲人和朋友，以他的名字设立基金，专门用于资助苏北失学的孩子。 2013年年底，杨斌和志愿者曾去探访广州一名受害者的母亲。11岁的儿子被害后，这位母亲悲恸欲绝，反复上访，唯一诉求就是要求判被告人死刑。但是，因案发一个月后才找到高度腐烂的尸体，缺乏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的杀人行为，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死缓并限制减刑。 对此结果，这位母亲无法接受。她卖掉房子，把大部分钱花在上访路上。 “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做斗士。你曾经那么能干，还做过工程，重新恢复原来的生活不好吗？”杨斌劝她。 这位丧子的母亲轻轻摇头苦笑：“我不在乎。”如今，她租住在逼仄的农民房里，身上的衣服都是别人送的，却依旧执着于为儿子讨个说法。 杨斌很难过。她担心受害者家属在长期上访中，最终变得一无所有，也没了任何顾忌和牵挂，永远无法回头。 去年年底，杨斌和志愿者去东莞探访一位因失去儿子而哭瞎眼睛的母亲。见面后，她们感到震撼。这位母亲眼睛虽然本来不大好，但是，一年前命案发生后，若有人跟进、关怀，断不至此。而儿子的遇害，突然又意外。2012年的一天，她儿子在东莞路上走着，跟另一年轻人不小心撞了一下，对方竟拔出刀把他捅死。 遇害的年轻人没有结婚，只在湘西老家遗留下一个私生女，也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志愿者团队找到愿意收养的人，但家属舍不得。于是，他们设计了方案，准备长期资助小女孩读书。一度无助的死者姐姐哭了，说她遇到了一群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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