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周游时，我发现，与在澳洲和中国不同的是：我很少听到对所谓弱势群体的同情。相反，我所接触的很多人，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人群，大多并不赞同政府扩大福利的趋向。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在美国的体制下，给个人奋斗提供了很多机会，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少干预；过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和救济体系，一方面会扩大政府的公权力，另一方面会增加吃大锅饭的懒汉和钻营的投机者——唐人街上一些边拿救济边干“现金活”而不纳税的人常被他们提起。 对于澳洲的高福利体制，这些美国朋友基本都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造成澳洲国民不思进取的关键。这种成本高昂的体制，在“大国寡民”的澳洲还能推行，如果运用到人口近4亿的美国，则必然是财政的破产和全社会的灾难。 一位在金融界工作了20多年、执掌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华裔告诉我，在美国，除非受歧视、被压制，否则，单纯的所谓“生活艰难”并不能引起太多的同情，因为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都是苦出来的。苦，并不值得同情；机会被剥夺，才值得同情。 美国人爱强调的是，美国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非“幸福的权利”，它并不保证人人都有财产，但可以保障人人都有追求财产的自由。这或许就是美国人的“觉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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