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世俗所谓的大人物中，竟有动辄发脾气的，拍桌子、摔茶碗、骂人、打人，诸如此类。发脾气的时候面红耳赤，气促心跳，不但自己吃亏，样子也难看。大人物是要装得有威可畏，有仪可像的。竟肯以难看的样子示人，而自损其尊严，其中必有不得已者在。什么不得已呢？曰：生活上有不如意的地方。 人生活在社会里面，社会既存制度，是一种使有些人的生活如意，而另外一些人不如意的东西。就现制度说，如果是官，是上司、是老板、是地主、是师傅、是丈夫、是嫖客、是太太，就比较如意；是百姓、是兵士、是下属、是伙计、是工友、是佃户、是徒弟、是欠债的、是妻子、是娼妓、是丫头老妈子，就大不如意。生活上既大不如意，容易动肝火，有发泄的机会就发泄，是不足为奇的。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本以为时乖运舛，为天地所不容；及至听见陆谦和富安的谈话，原来是这两位仁兄在谋害，怎叫他不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呢？武都头满腹含冤，无可申诉，一听见张都监和张团练的谈话，原来所谓冤者，正是这两位恩公的诡计，又怎叫他不三尸神暴跳，七窍生烟呢？ 但，大人物在现制度下，应该是属于如意的一方面，为什么也发脾气呢？那是因为不如意的人发了脾气的缘故。不如意的人既然发了脾气，就对于现状不能不有或多或少的危险，促成社会的或多或少的变动。他们是不如意的，也就是贫困的、劳苦的、卑贱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当然希望这变动，乐意这变动，一变动，他们的生活就说不定有多少改善的可能。大人物和他们相反，他是如意的，即在现状之下，是富有的、安逸的、高贵的、被尊崇与被供奉的；当然不希望变动，一变动，自己的生活就会改恶。纵然是大人物吧，要社会完全照自己的意思，一成不变，也难以办到，因为社会上真有人的生活不如意，而那些人又出奇地多；真有人在那里发脾气，而脾气又发得出奇地大。如果仍照自己的主观要求，以不变应万变，以少变应多变，以缓变应急变，以假变应真变，那自己倒很容易就变成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知是世界跟他开玩笑，还是他跟世界开玩笑。这是大人物之所以有脾气的根本原因。 凡发脾气，必定有对象，对象必定是人；如果对自己发，对草木鸟兽，什物用具发，那只能算是发脾气的变种，不能列为正宗。同时，凡发脾气，必定是被发的对象哑口无言，或者连声谢罪。否则就是两人吵嘴、打架，而不能叫做某人发脾气了。如果这样，那就有许多人虽有脾气，也不一定有发的机会，百姓不能对老爷发，兵土不能对官长发，下属不能对上司发，伙计、工友之类不能对老板发，佃户不能对地主发，徒弟不能对师傅发，欠债的不能对债主发，妻子，尤其是下层社会的，不能对丈夫发，娼妓不能对嫖客乃至鸨母发，丫头老妈子不能对太太发，那些人多是直接蹂躏他们，使他们的生活不如意的，也就是正应该对之发脾气的，可是他们不能发，一发，生活就会变得更不如意，甚至不能生活。岂但不能对那些人发，有的恐怕就根本更无别人可发。但这只就一般而论，林教头、武都头就都发过脾气，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的。 百姓、士兵们不能对官老爷们发脾气；反过来说，官老爷们却可以对百姓士兵们发，岂但可发，并且正是发的好对象。一边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边是“不怕官，只怕管”，一物降一物，什么人对什么人发脾气，什么人被什么人发，按部就班，毫不假借。但这决非有了脾气，幸而有对象可发；倒是先有了可发的对象，这才产生适应那对象的脾气。没有百姓，他就不是官；没有士兵，他就不是官长；没有下属，他就不是上司；没有伙计、工友、佃户、徒弟……他就不是老板、地主、师傅……不是那种人，就不会有那种脾气，要发也就无从发起。过去的社会，君对于臣，主对于仆，都是绝对的权威。君主不把臣仆当作和自己同等的人看待；臣仆也不敢自谓与君主同等。于是一面养成了君主的骄纵，一面也养成了臣仆的忍耐。三十几年来，政制有了若干改变，社会也有若干改变，但有些人，尤其是大人物之类，如前所述，本是不愿意改变的，他们的观念，也就真正毫不客气地没有改变。总还以为官是民之父母，某种地位，是古之帝王。自己成了帝王就要发帝王脾气；没有成为帝王，就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而对自己的下属发上司脾气。昨天还在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今天就可对别人发帝王脾气；昨天还在对别人发帝王脾气，今天也可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在君主行乎君主，在臣仆行乎臣仆，他们倒是两者都能适应的。加之社会既在变动，不如意的事本多，要拍桌、摔碗、打人、骂人或者看别人拍桌、摔碗、被打、被骂之类的事，就传到我们小百姓的耳朵里来了。 从大人物常发脾气这事看来，莫非咱们这时代真要向前跨一步了么？ 一九四六，一，八，伤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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