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涉猎了不少名人传记，其中戏剧家曹禺的一则逸闻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上世纪80年代，年逾古稀的曹禺已是海内外声名鼎盛的戏剧作家。有一次美国同行阿瑟·米勒应约来京执导新剧本，作为老朋友的曹禺特地邀请他到家做客。吃午饭时，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把它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朋友们听。这是一封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到：“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阿瑟·米勒后来详细描述了自己当时的迷茫：“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却相当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羞辱的味道。然而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用感激的语气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 阿瑟·米勒的茫然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把别人羞辱自己的信件裱在装帧讲究的册子里，且满怀感激念给他人听，这样的行为太过罕见，无法使人理解与接受。但阿瑟。米勒不知道的是：这正是曹禺的清醒和真诚。在这种“傻气”的举动中，透露的实质是曹禺已经把这种羞辱演绎成了对艺术缺陷的真切悔悟。此时的羞辱信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笔鞭策自己的珍贵馈赠，所以他要当众感谢这一次羞辱。 生活永远源源不断地在制造羞辱，这是永恒的命题，比这更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一年前的暑假，我决定参加一家报社的假期实习，然而表情傲慢的报社接待人员在知晓我普通院校的出身后，毫不留情立刻把简历丢还给了我：“普通大学学生暂时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羞辱与尴尬刹那涨红了我的脸，在众人的讪笑下我逃跑似地溜了。回到寝室，那种羞辱感还一直在深深刺痛着我。不能够就这样放弃，受伤的我一遍遍激励自己。经过努力后我在另一家报社找到了实习的机会。直至现在，我仍然感谢那一次羞辱：是它刺激我用执著战胜了自己内心深深的失败感。 漫漫人生的过程，或许我们可以把它譬喻为一次又一次课程链接的集合，有区别只不过是对这些课程你自身能不能够做出抉择。出生的富贵与否、智力的高低之分、相貌的动人抑或丑陋，这些先天的因素可以命名为“必修课”，因为他无法由我们自身定义与逆转。而其他后天须面对的成长环境或人生际遇，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选修课”——这样的课程你可以在行动中彰显自我的意愿与态度，按自己的方式选择这一门“课程”的完成态度。顺义而行，羞辱无疑就是人生的一门选修课，心胸狭窄者把它演绎成包袱，而豁达乐观者则会把它看作是“激励”的别名，感谢羞辱，从羞辱中提炼出自身的短处与缺陷，用羞辱激励完善自我——曹禺就是最好的佐证。 我钦佩那些感谢羞辱的勇敢者，当他们直面羞辱这一门人生选修课时，当他们用人性的执著与追求超越过那些仅停留于羞辱表面的伤害与脆弱时，我看到他们正向另一种能够打动人心的高贵和境界进发。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4期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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